美国债务风险下埋着“定时炸弹”

朱 帅

美国国债总额近日首次突破37万亿美元，增长速度创下纪录。数家美国媒体发表分析文章认为，这意味着美国财政负担正快速增加。由于纳税人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美国国债将走向恶性循环。美国为何会面临债务飙升风险？因为华盛顿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已经被签署成法的“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

已经生效的这部法案以减税、扩支和债务上限调整为核心，标志着美国财政政策的重大转折。尽管短期内该法案可能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巩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基础，但其也会引发债务规模失控、美元信用透支等重大挑战。

从财政赤字与债务膨胀的现实图景来看，首先，美国将面临财政赤字的持续攀升与债务上限的进一步突破。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法案实施后，未来十年联邦财政赤字规模将显著扩大，增量或达数千亿美元；若部分减税政策延续至2028年后，赤字规模可能进一步扩大。

原因在于，其一，长期固化既有减税政策。包括维持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在37%的水平，以及将企业投资加速折旧政策永久化，仅此一项便可能带来数千亿美元的赤字增量。其二，新增阶段性减税措施。例如在设置收入上限的前提下，2026—2028年对小费、加班费免征联邦所得税；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年度免税额度；扩大企业厂房折旧范围等。十年累计新增赤字数千亿美元。其三，支出端的有限对冲。通过提高医疗补助领取的工作要求、收紧食品券发放条件、取消学生贷款优惠计划等措施，十年合计削减支出超万亿美元，但仅能抵消约三成的新增赤字。国际评级机构预测，美国债务与GDP的比例将在2029年升至130%以上，远超国际警戒线。

其次，利息支出的膨胀与财政可持续性挑战。当前美财政部年利息支出已超万亿美元量级，若债务规模持续扩张，2030年前利息成本年增幅或达千亿至万亿美元区间。高利率环境下的债务成本攀升，将挤压财政资源投向民生、基建等关键领域的空间。

再次，历史镜鉴与国际对比凸显严重性。美国历史上多次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维持财政运转，但当前债务膨胀速度已远超经济增长潜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从10万亿美元增至20万亿美元，同期经济总量增幅约三成；而当前债务年均增速显著高于经济增速。国际经验显示，当债务占经济总量比重突破150%时，偿债压力将明显加剧。尽管美元凭借“本币化”优势暂时缓解了危机，但长期来看，财政可持续性已逼近临界点。

信用透支将加速去美元化。一是美债吸引力下降加剧资本外流隐忧。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避险资产”的地位，依赖于其信用评级与市场流动性。然而，当前财政扩张政策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债的信心。随着美债收益率相对黄金、欧元债券等资产的吸引力下降，国际投资者或转向高收益资产。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海外投资者在公众持有美债结构中的占比逐年下降，总体持有占比从十年前的34%降至目前的29%。

二是去美元化趋势的全球扩散。地缘政治冲突与能源政策调整正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已在双边贸易中扩大本币结算。此外，当前华盛顿取消清洁能源补贴、放宽油气开采限制等政策，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气候政策倒退的批评，可能削弱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间接推动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三是汇率波动带来全球金融市场连锁反应。美元信用危机可能引发汇率剧烈波动：美元走强将推高新兴市场融资成本，加剧债务压力。例如，近年斯里兰卡外债占GDP的比例已接近九成，若美元利率进一步上升，其偿债压力将显著增加。

美国债务风险已产生连锁反应。一方面是陷入“债务—通胀”恶性循环。财政扩张政策可能推高通胀水平，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但高利率又将增加企业与个人借贷成本，抑制投资与消费，拖累经济增长。若财政刺激效应延缓通胀回落，美联储可能被迫推迟降息甚至被动加息，导致经济陷入“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是社会福利削减与贫富分化加剧。执行“大而美”法案对医疗补助、食品券等社会福利的削减，可能导致大量低收入群体失去保障，加剧社会矛盾。最富裕家庭年均减税超过一万美元，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小额减税难以弥补福利削减的损失。这种“政策倾斜”或引发美国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撕裂社会共识。（作者是赛迪研究院研究室主任）